袁惟仁過世的消息傳出來。 我正好在帶一堂關於「人生選擇」的課,靈機一動,決定拿這件事來做一個實驗。 「你們知道什麼叫『蓋棺論定』嗎?」我問。 學員們點點頭。 就是一個人死了,我們終於可以幫他的一生下結論了——功過是非,塵埃落定。 「好,那我們就來做這件事。」 我請他們花十五分鐘上網查袁惟仁的生平。 他寫過什麼歌、做過什麼事、有過什麼爭議、留下什麼作品。 然後,我請每個人為他的一生打一個分數,1到99分。 分數交上來的時候,我自己也嚇了一跳。 有人打87分。 有人打40分。 有人打76分。 有人打25分。 有人打91分。 全班二十幾個人,分數從20幾分散布到90幾分,沒有任何共識。 我把這些數字寫在白板上,問:「來,說說看,你們怎麼打的?」 打91分的學員說:「他寫的歌影響了整個華語樂壇,〈征服〉、〈旋木〉、〈離開我〉⋯⋯ 這些歌陪多少人走過生命的低潮?光是這個貢獻,我覺得就足以讓他被記得。」 打25分的學員說:「可是他外遇、家暴,把前妻跟小孩傷得那麼重。 你說他歌寫得好,但他對身邊最親近的人做了什麼?這樣的人,作品再好,我也尊敬不起來。」 打65分的學員說:「我覺得要分開看,創作是創作,私德是私德。 他不是聖人,但也不是十惡不赦。功過各半吧。」 打40分的學員搖搖頭:「我沒辦法分開看。 他寫那些情歌的時候,是真心相信愛情嗎?還是只是商品? 如果他自己都沒有好好愛人,那些歌對我來說就是謊言。」 另一個學員打了73分,但補了一句:「說實話,我根本不知道他私下是什麼樣的人。 我只能就我知道的來打。」 我站在白板前,看著這些分數和說法,突然覺得有點荒謬。 我們剛剛做的,不就是那個說好的「蓋棺論定」嗎? 一個人都死了。 資料都在那裡。 我們查了同樣的生平、讀了同樣的報導、看了同樣的爭議。 結果呢? 二十幾個人,二十幾種答案。 「所以,」我問:「蓋棺,真的能論定嗎?」 現場安靜下來。 後來有個學員說了一句話,讓我到現在還在想。 她說:「我發現我打分數的時候,其實是在用我自己的價值觀在審判他。 打高分的人,是因為把才華看得很重; 打低分的人,是因為把人品看得很重。 我們根本不是在評價他,我們是在反映自己。」 這句話打中了所有人。 原來,蓋棺無法論定,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不同的尺。 我們以為自己在評價死者,其實是在暴露活人的信念。 可是,這帶來一個更大的問題。 如果連死後都無法論定,那我們活著的時候,到底該怎麼判斷自己的選擇是對是錯? 我們從小被教導:做對的選擇,將來就會有好的結果。 彷彿人生是一場考試,每個選擇都有標準答案,最後會有人幫你算總分、給評語。 但袁惟仁的例子告訴我們:沒有這回事。 你做了一個選擇,有人覺得那是你的巔峰,有人覺得那是你的污點。 你全心投入的事業,有人記得你的才華,有人只記得你的缺席。 你傷害過的人不會因為你死了就原諒你,而愛過你的人也不會因為別人的批評就停止想念你。 到頭來,根本沒有一個「最終分數」在等著我們。 那怎麼辦?我們到底該怎麼活? 那天課程結束前,我給了學員六句話。 不是標準答案,而是我自己在這個實驗之後,重新想過的事。 第一,不要等別人論定你,你要先定義自己。 既然外界的評價永遠眾說紛紜,那你不能把「自己是誰」的解釋權交給別人。 你得先想清楚:你在乎什麼?你想成為什麼?這個定義不需要別人同意,但你得對自己誠實。 第二,不要追求「功過相抵」,要允許自己矛盾。 你可以同時是很好的工作者和不及格的家人。 你可以同時創造出很美的東西,又在某些時刻傷害過很重要的人。 這些不需要互相抵銷,也無法互相抵銷。 你是一個完整的、矛盾的人,不是一本需要結算的帳。 第三,不要執著於結局,要在乎每一個當下。 如果終點的評價註定分歧,那「蓋棺後被怎麼說」就不該是你活著的目的。 真正重要的是:今天這一天,你有沒有遺憾?此刻的選擇,你敢不敢直視? 第四,不要試圖讓所有人滿意,只要對重要的人負責。 網路上的陌生人可以輕易幫你打分數,但他們不會真的認識你。 你的人生不需要對群眾交代,只需要對那些跟你生命真正交織的人負責。 把注意力從「大眾評價」收回到「身邊的人」,你會清醒很多。 第五,不要追求無瑕,要學會面對傷痕。 沒有遺憾的人生,不是沒有犯過錯的人生,而是願意面對錯誤的人生。 你可以搞砸,但你不能逃避。 逃避才是真正的遺憾。 第六,不要問「這個選擇對不對」,要問「這個選擇能不能帶我去更好的選擇」。 這是我最想說的一句。 我們總是想知道:這個選擇是對的還是錯的? 但其實,選擇的價值不在於它本身,而在於它打開了什麼。 一個選擇,如果讓你停滯、讓你封閉、讓你再也不敢選擇, 那它就算當初看起來很「對」,也會慢慢變成一個牢籠。 一個選擇,如果讓你成長、讓你看見更多可能、讓你有能力做出下一個更好的選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