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在臉書上寫了這篇文章。我覺得有必要給大家看看,也思考王建煊他們夫妻的做法和 互惠經濟有什麼不同。這是我們每一個天國經濟推廣大使必須會思辨的。 —-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hare/17iQph7K7p/?mibextid=wwXIfr 住了30多年的房子賣出1,300多萬元、監院6年薪水全捐:無子的前監察院長王建煊,為何替陌生長者把醫療、信託到後事都先準備好? 1,300多萬元。 這是王建煊與妻子蘇法昭賣掉臺北外雙溪住了30多年的房子後,拿出來做公益的錢。 當時夫妻已經步入晚年。年近90歲的母親住在沒有電梯的公寓,爬樓愈來愈吃力,他們搬到有電梯的住所,舊房出售後,沒有把這筆錢留成自己的退休預備金。 2011年,其中1,000萬元成為「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金會」的設立基金,其餘投入初期運作。 這個看起來有點幽默的名字,藏著夫妻兩人最現實的人生處境。 他們沒有孩子。 王建煊做過財政部長、立法委員、監察院長,一生經手過龐大的公共制度;可到了晚年,他與妻子同樣要面對幾個再普通不過的問題: 有一天走不動了,誰陪去醫院? 如果失智、忘了密碼,誰能確保自己的錢仍花在自己身上? 手術需要決定時,誰能按照原本的意願處理? 人走了,遺物、遺囑與後事,又交給誰? 王建煊在公職期間,也一再聽見獨居、無子長者提出類似的不安。 他後來看懂,老人真正害怕的,有時候甚至不只是沒錢。 錢還在帳戶裡,人卻可能已經沒有能力使用;醫療選擇早有想法,到了病床上卻沒有人知道;辛苦一輩子留下的財產,也可能在認知退化之後成為詐騙與爭奪的目標。 所以「無子西瓜」做的事情,慢慢從探訪老人,走進了人生最敏感的地方。 基金會協助符合條件的長者安排安養信託,由銀行管理財產,基金會擔任信託監察角色;遇到突發狀況,成為緊急聯絡人;住院、手術與醫療選擇,依事前授權協助處理;到了生命最後,也能依照長者原先留下的意思,協助遺囑與身後事務。 這種公益最難的地方,往往從「把錢捐出去」之後才開始。 因為一旦接住一名無依長者,就可能得陪他很多年。 今天陪一次診很容易,真正困難的是5年、10年後,他失能了、失智了、無法自己說清楚時,還有沒有一套制度替他守住當初的選擇。 也正因服務碰到財產、醫療與死亡,善意本身遠遠不夠。 銀行信託、契約、醫療授權、法律認證與第三方監督都必須存在。長者愈孤單,權力愈容易失衡;所以基金會要取得信任,也必須接受比一般慈善更嚴格的檢視。 王建煊夫妻投入公益,其實遠早於2011年。 多年來,兩人陸續參與成立多個公益慈善基金會,服務從弱勢學生教育延伸到老人照顧。王建煊擔任監察院長6年的薪資全數捐作公益,夫妻多年累計捐款超過1億元,也簽下器官與大體捐贈相關同意,希望生命走到最後,身體仍能留下用途。 這些數字很大,但每一筆錢背後,都還站著蘇法昭。 家庭收入長期由她管理,王建煊要捐款,她會先問清楚要捐到哪裡、做什麼,再一起決定。王建煊任立委時,她曾擔任辦公室主任;丈夫四處演講,她查路線、聯絡地點,也開車送他。 這些基金會,從來都是夫妻共同做出的家庭選擇。 而人生到了後半段,曾經替別人設計老年照顧制度的兩個人,也開始走進自己的老病。 王建煊曾罹癌,蘇法昭後來罹患失智症。 那些過去寫在基金會契約裡的「陪伴」、「醫療」與「失能」,忽然不再只是服務對象的事情。當最親近的人開始忘記事情,照顧重新縮小成吃飯、吃藥、睡覺,以及每天守在身邊的日常。 基金會的路卻還在往前。 後來有其他善款加入,長照機構「天使居」逐步落成;服務也延伸到樂齡社宅、獨居長者關懷與活動。連100歲的老人,都還能在太極課裡慢慢抬手、轉腰,跟一群人一起把普通的一天過完。 王建煊的政治生涯向來有鮮明立場,也有支持與爭議。那些評價沒有必要因為公益而被抹掉。 值得另外記下一筆的,是一對沒有孩子的夫妻,沒有把「以後誰來照顧我」停在自己的焦慮裡。 他們把問題往外推了一步: 如果今天害怕這件事的人有成千上萬個,能不能做出一套讓陌生人也用得上的辦法? 外雙溪那間住了30多年的房子,早已不在他們名下。 它後來變成一份信託契約、一通深夜緊急電話、病床旁有人趕來簽下的文件,也變成一個老人離世後,仍有人按照他生前交代,把最後一件事情好好辦完。 他們一生沒有自己的孩子,最後留下的卻像是一種更漫長的「家人」——當一個老人再也沒有人可以打電話時,電話那頭仍然有人接。